玉鳳：我用琵琶創作。也許我是離開了某一種琵琶，但是我更趨近了音樂。在我過去十幾年，我和不同文化背景的音樂家合作，每種音樂、語彙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其實都非常不容易，他們有很多的語言、很多的文化，甚至他們對於音樂的哲學。跨界不是只是技術上的轉換，實際上，你對於整個音樂審美的概念都不一樣，是另一套的概念。我覺得很幸運能夠碰到這麼多異質性的聲音，那讓我自己去想辦法從我的樂器找出另外一種新的語言去跟他們對應，也許是因為這樣子會覺得繽紛多彩，可能也是看到某一種世界的感覺。

嘉琪：您對於跨界這兩個字似乎有比較新的一個解釋，還是您覺得「越界」或是沒有界線，會更真實的傳達出您現在所鑽研或專心的方向？
玉鳳：我現在確實對於跨界兩個字有一些謹慎，因為現在我們都強調全球化、多元以及異質的價值，我們開始在嘗試這些拼裝，但是我必須說，我認為跨界本質上是一種溝通，它其實是去瞭解另外一種思想、另外一種音樂，它其實並不如想像那般容易，但是我們會強調跨界的優點，是因為音樂這個語言，確實它是一種人類共同的行為。我們確實透過音樂這樣的形式去感受對方，我們珍惜藝術這個媒介，就是說它確實可以穿透，但實際上，當我們真正在做穿越這個事情，它並沒有想像中容易，也就是說跨界它有不同的層次。我們很容易先去讚賞所謂的跨界或是多元，但我們也很容易忽略在跨界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跟阻隔，實際上有時有些音樂我完全是沒有辦法的，我找不到一個線索開始。跨界談何容易，其實非常困難。

嘉琪：在老師的演奏跟專輯當中，其實聽到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樂器所激盪出來的那個聲音，而在您的作品《巢》當中，看到您說有在指尖保持百分之八十的濕度來呈現，這與您出生及成長的淡水是否有什麼關聯呢？
玉鳳：其實用指尖保持百分之八十的濕度去表現淡水的濕度，那是有一點幽默的語法，實際上你也知道我們在彈琴的時候，百分之八十的濕度是個災難，就是流手汗。
嘉琪：對！對！對！我知道。
玉鳳：但是我又要透過琵琶聲音的交錯，要製造一種譬如說淡水那種多雨的、那種毛毛雨的、像姑娘眼淚流不完的雨；雨有很多種，有些是下很大沒有什麼閒情逸致的、有些是下毛毛雨，然後很有詩意的。淡水比較接近沒完沒了的，我想要用琵琶交錯出這種音色。對我來說是個挑戰，因為琵琶是一種殘響很短樂器，它不像古箏，古箏的Reverb很多、殘響很長，彈完以後你自然覺得很濕潤，琵琶彈完就沒了，所以我要靠一些空弦的還有按音的交錯手法去達到詩意。這是我寫給我自己成長地方的一個獨奏曲，其實對我個人的意義比較大，因為我成長在淡水，以前讀藝專（現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時候就堅持要回淡水。

嘉琪：您的這首《巢》、濕度、還有這樣子的一個敘述，其實讓我想到德布西的一組歌是《雨滴落城市》，這也讓我想到《三分俠》這首曲子，關於開頭的幾個小節中潤潤的聲音，是後製嗎？還是怎麼演奏出來的？
玉鳳：《三分俠》的後製其實不太是我最喜歡的聲音，這是在印尼完成的錄音，因為它的收音偏比較尖，但你提到很潤的這個音色我是非常同意的。當時是和印尼的一個傳統樂器叫做Tarawangsa（達拉旺薩）[1]合作，Tarawangsa是非常的溫潤的一個拉弦樂器。我確實覺得和一名音樂家合作，其實有影響我對音色的看法，比如他們的Gamelan（甘美朗）[2]，雖然是金屬樂，但是非常柔和，跟我們傳統漢樂的金屬概念很不同，傳統的漢樂比較是一種功能性的，就是要聚集人的，所以敲鑼打鼓的頻率比較高，音下得比較直接，就是那種斷了直接結束，但是在印尼甘美朗的銅鑼樂器中，他們銅鑼文化的美學聲音完全是另外一套，非常柔軟、非常舒服。我覺得我跟印尼音樂家合作，也影響到我對聲音的美感。

嘉琪：老師有些曲子，比如說七拍子、九拍子，它可能會有一些是形聲的東西，就像您剛剛跟我們解釋說芒果就是mango類似這種，也可以發現您的曲名藏有很多暗喻，那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跟感覺？
玉鳳：我確實是喜歡在取名方面下功夫。其實就是文學，我們不像歌手可以自己寫歌詞，只能在標題下功夫。所以像你提到的九拍子，實際上，九拍子曲子的全名是《九拍子杜鵑徹夜不眠》，那「九拍子」是三（三個字）、「杜鵑徹夜不眠」是二（兩個字），實際上這個曲子節奏就是三加二加二加二，我的取名就是暗喻這個，然後杜鵑是一個颱風，當時在錄音的時候碰到杜鵑颱風。對我來講曲名就是語言跟音樂性，還有文學的一個結合，每次講到曲名裡面能夠帶出來的想像跟暗喻，就讓我樂此不疲。
·台灣琵琶演奏家鍾玉鳳。（照片提供：大大樹音樂圖像）

嘉琪：那有什麼特殊的事件或是時刻，讓您至今仍印象深刻，一直影響您到現在的2020年？
玉鳳：2008年的越界計畫（Musiker-ohne-Grenzen，由德國鋼琴家 Matthias Frey 所發起），其實就是讓我遭受重大打擊、一夕成長的計畫，我現在是很開心的在講這個事情，但越界計畫當時那麼多優秀、頂尖的樂手，我們一起錄音、一起即興，其實當下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那次的越界計畫是一個很大的開始。我的個人創作是從2006年開始，那時的思考還是以琵琶為主，打擊樂手、小提琴就加進來你們自己看著辦，我沒有在管他們。但是2008年那個越界計畫有九位音樂家，每位音樂家必須自己找到自己的角色，那個挑戰更大。那一次的合作，其實影響我深遠，在當下要跟他們一起即興錄音，我必須說，很多傳統的訓練，在這一刻才開始發揮它的價值，我們學傳統這麼多東西、浸進在這麼多的文化跟美學，它只是一個開始。很多人會覺得說，這就是結束、封存，然後就放在博物館，其實不是，必須把你丟到那個陌生的時刻，然後讓你自己創造一些東西，才是一個開始。我覺得傳統應該是從這裡開始。

嘉琪：最後想請問您，您覺得您是一位創作者，還是一位詮釋者？
玉鳳：你這個問題非常厲害，我很喜歡這個問題。你前面提到的就是說原創跟混血性格，我認為我的原創的基底來自於這個混血性格，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很純粹的，而不是一個混血的樂器，我覺得我不可能有這樣的開展。琵琶本身是外來者，不像古琴或者是南管，這樣優雅有一個很完整的體系，它是大手大腳一個外來者，彈彈中原的傳統樂曲，後來就定居下來變成了自家人，我的原創確實是在這種混血性格裡面被支持的，在琵琶的世界這樣做是可以的，今天如果是換成南管或者古琴，甚至是另外一個音樂更純粹的系統，那會是更難、更大的挑戰，但琵琶基本上這樣做，不管你喜不喜歡，基本上你是可以大手大腳走路，用你自己的方式說話，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混血性格是支撐這個原創的來源。
我是一個詮釋者還是創作者？其實我想過很多次這個問題，因為在國樂古典的訓練裡，我們被訓練成一個詮釋者，但是後來我們做很多的即興，甚至於開始製作自己的CD，開始有一個概念，每一件事情甚至到曲目，這都是一個創作者要涵蓋，那我必須說我很幸運的是我兩者都是，我到現在才比較明白，什麼是創作者跟詮釋者，我覺得創作者有一點像是蓋房子，詮釋者是告訴你在房子裡面該怎麼擺、怎麼住；創作者有點像是畫給你一座山，詮釋者告訴妳說，山路該怎麼走。
我覺得詮釋者也非常困難，因為你真的有見地的詮釋是很了不起的，這也是一個創造、是個發現，其實詮釋者也很需要發現。創作者他要做的事情是更根本的，基本上就是發明這個東西，詮釋者則是必須發現這個發明有多偉大，我想應該是這樣，我覺得我兩個都是。

節目由國家兩廳院贊助播出，NTCH To Go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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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廳院×剝殼花生】離開了某一種琵琶，但更趨近了音樂：鍾玉鳳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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