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通言》卷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和卷四《拗相公飲恨半山堂》都寫了北宋宰相王安石, 然而刻劃出的人物性格卻大相徑庭。卷三的王安石是一位才學淵博、寬厚待人而又嚴於律已的長者形象；卷四的王安石卻成了性情執拗、悖乎常情乃至飲恨而終的人物。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以王安石變法之後惹起諸多民怨，不得已辭官歸隱金陵，沿途所見所聞盡皆詆毀新法的「詩詞」，令王安石抑鬱、悔恨而終為故事基調。
小說一開始，敘事者先以周公和王莽奸賢日久分明為輔證，敘述王安石在未拜相之前擁有的諸多善譽，而後進入正題，講述他罷官之後，回到金陵歸隱途中的諸多異事。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量窄。古今興廢言不徹。金穀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去血。臨潼會上膽氣消，丹陽縣裡蕭聲絕。到來弱草勝春花，運上精金遜頑鐵。逍遙快樂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別，精衣淡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開話己畢，未入正文，且說唐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
當周公為攝政王前，受到諸多的議論：
武王病，周公為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金匱，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候。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擊開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迎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
在馮夢龍筆下，周公的正直與道德，而管蔡卻是如此的野心勃勃。進而反觀了王莽：
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為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己，乃眈平帝，遷太后，自立為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卻不是完名全節一個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為君了；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為小人。有詩為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是非終久自分明。
話本「得勝頭迴」以西漢時期折節謙恭、假行公道的王莽，引出身居相位、力主改革的王安石。
由於一開篇就把王安石劃為奸邪的同類，於是，他治理鄞縣的業績、揚州夜讀的表現，一概被視為欺世盜名的惡行，從茶坊的壁間，到廟宇的朱壁、民家坑廁的土牆、村舍新粉刷的壁上、草舍泥牆、郵亭壁間，處處皆有人留「詩」嘲諷、詆毀王安石與新法；其中某些詩詞甚至還提及王安石不為人知的隱私，預言了王安石日後的下場，這既令其百思不解，也令其感到自己所行已經到天怒人怨的地步。
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在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汙，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謝教，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升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聰。正是：「只因前段好，誤了後來人。」……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誇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個個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
一日，愛子王方病疽而死，荊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荊公親自行香拜表。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荊公焚香送佛，忽然昏倒於拜氈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鬟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荊公眼中垂淚道：「適才昏憒之時，恍恍惚惚到一個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尚閉。見吾兒王方荷巨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蠢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蚤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咒罵。」
王安石接受夫人的勸說，決定辭官後舉家赴江寧，卻沿途飽受唾駡的主要情節， 把王安石寫成了虛偽頑固、誤國誤民的罪魁。小說的敘事架構運用了六個不同的場景，七首批判王安石的詩詞，將王安石歸隱金陵途中的人、事、物串接起來，每一首詩詞皆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事例，說明王安石與新法之惡，使得王安石心情在疑惑、艴然、驚懼、悔恨之間不斷起落，最後終於瞭解到自己誤國誤民之深，飲恨死於金陵城外的半山堂。第一件，王安石前往江寧，打算雇用一頂轎子結果竟是受到了奚落：
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拗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留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雇？況且民窮財盡，百姓餐餐不飽，沒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人，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一倍錢要兩倍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拗柏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荊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
在茶坊上的詩也是毫不留情的：「祖宗制度至詳明，百載余黎樂太平。白眼無端偏固執，紛紛變亂拂人情。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繼而前往寺廟瞻拜禮佛又被一張黃紙上的詩讓他無地自容：「五葉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紛更？既言堯舜宜為法，當效伊周輔聖明。排盡舊臣居散地，盡為新法誤蒼生。翻思安樂窩中老，先諷天津杜字聲。」王安石只得默默撕下黃紙悶悶不樂的過了一晚，又急急忙忙的趕路，又在坑廁土牆上看到白灰畫詩八句：
初知鄞邑未升時，為負虛名眾所推。
蘇老《辨奸》先有識，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聲遺。
荊公登了東，覷個空，就左腳脫下一隻方帛，將局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才罷手。
一個個情節的轉折，也有涉及由來已久王安石不為人知的隱私，的傳聞：
有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為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壯，也不在人世了。」荊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
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為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為急，拒諫飾非，驅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簍掠為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攜妻子，逃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淚如雨下，荊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稱為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升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諂佞輩所為，其實害民非淺。且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荊公哄他道：「見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好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為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海、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
每一個情節都讓王安石更加不安：「
生已沽名炫氣豪，死猶虛偽惑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卻有浮辭詼葉濤。
四野逃亡空白屋，千年嗔根說青苗。
想因過此未親睹，一夜愁添雪鬢毛。」
一路上都處處有詩譏誚讓王安石衣食不安。也是馮夢龍在寫作王安石時，他疾病纏身而亡故的原因。但是馮夢龍就如此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的拼命抨擊王安石嗎？倒也不盡然。
首先，王安石在辭官歸隱金陵的路上，既不擾民，對於種種關於他的謗語、批判之聲，也大多默默地接受、反省，並不以前宰相之姿凌人，他的胸襟氣度隱然可見。其次，對於熙寧變法的失敗，王安石固然難辭其咎，但馮夢龍在批判安石執拗、識人不明等過失的同時；卻也讓我們看到在一個貪官污吏橫行，人謀不臧的封建官僚體制之下，即便貴為宰相，仍然不免有著面對體制而無力回天的無奈。對於王安石的新政、變法，馮夢龍或許不免也繼承了元祐年間黨人對王安石的批判，但對於王安石這一個歷史文人的形象塑造，卻非一面倒地只呈現其「惡」，而不見其「善」。其在既有的話本故事題材與敘事模式規範、限制下，仍然隱隱地流露出對於王安石的寬容與善意。
究竟一個人物的種種遭遇能否片面的蓋棺論定嗎？馮夢龍秉持著明代人對人物的品評，也讓王安石面對兒子之死也流露出真摯的情感多有著墨，那麼人格的「真與奇」的評賞，反而顯現編寫者的自然本色。王安石好壞並俱的多面性，見證了馮夢龍在寫作時對人物的既不隱惡也不揚善的真切寫作，也是本作品成功之處。期待我們下次的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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