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開元十八年（西元730年）春夏，李白「捲其丹書，匣其瑤瑟」（〈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昂首西向，初入長安，從此開始了他干謁求仕的生涯。而此時大唐氣象背後卻是不可遏止的衰頹與腐敗。唐玄宗李隆基重用宦官，北軍有王毛仲，內庭有高力士，軍權政務，皆出其手。他們恃寵驕橫，「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新唐書‧宦者傳上》）李白深感朝廷用人忠奸不明、賢愚不辨的腐敗，憤而寫下這首刺時諷世的《古風》（其二十四）「大車揚飛塵」。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
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路逢鬬雞者，冠蓋何輝赫。
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唐玄宗的後期，政治由開明轉為腐敗。他寵任宦官，使這些人憑藉權勢，大肆勒索，據《新唐書·宦官傳》載：「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唐玄宗酷愛鬬雞，在宮中建雞坊，選專人馴養。於是，鬬雞人便成為特權階層。據唐人陳鴻《東城老父傳》云，當時被稱為「神雞童」的賈昌，由於得到皇帝的愛幸，「金帛之賜，日至其家」，有民謠說：「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這些宦官和雞童恃寵驕恣，不可一世。其時李白在長安，深感上層統治者的腐敗，這首《古風》就是針對當時現實而作的一幅深刻諷刺畫。
詩的前八句「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寫宦官、雞童的豪華生活和飛揚跋扈的氣焰。詩人對這些得幸小人的生活並沒有進行全面描寫，只是截取了京城大道上的兩個場景，把它巧妙地勾畫在讀者眼前。
第一個場景寫宦官。詩一開始，就像電影鏡頭一樣，推出了一個塵土飛揚的畫面：「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亭午」是正午，「阡陌」原指田間小路，這裡泛指京城大道。正午陽光最盛，，卻暗然不見阡陌，可見塵土之大。而這樣大的塵土是「大車」揚起來的，這又寫出了大車之多與行駛的迅疾。這是寫景，為後面即將出現的人物作鋪墊。那麼，是誰這樣肆無忌憚地飛車疾馳呢？詩人指出：「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中貴」，是「中貴人」的省稱，指有權勢的太監，以「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烘托氣氛，使用誇張的筆法描寫這些「中貴人」。「甲宅」，指頭等的宅第。「連雲」狀其量，宅第高而且廣，直連霄漢。詩人不僅寫出了乘車人是宦官，而且寫出了他們為什麼能如此目中無人，因為他們有勢，有錢，他們正驅車返回豪華的宅第。
這裡詩人既沒有直接描寫車中的宦官，也沒有描寫路上的行人，只是通過用車馬揚起的飛塵和遮天蔽日的陰霾來暗諷宦官車馬聲勢的浩大，同時也隱晦表達出當時的政治環境的晦暗。連雲的宅第，來渲染氣氛、顯示人物，有烘雲托月之妙。
另一個場景寫雞童，又換了一副筆墨。寫「中貴」，處處虛筆烘托；對「雞童」卻是用實筆從兩個方面進行正面描寫：一是寫服飾。「路逢鬬雞者，冠蓋何輝赫！」鬬雞人與宦官不同，他是緩轡放馬而行，好像故意要顯示他的權勢和服飾的華貴。在「亭午」陽光的照耀下，他們的車蓋衣冠何等光彩奪目！二是寫神態。「意態由來畫不成」，一個人的神情本來是很難描繪的，尤其是在短小的抒情詩裡。唐玄宗寵信宦官，讓他們佔據京郊的甲第、名園、良田竟達一半；又酷愛鬬雞，當時王公貴族也都以鬬雞為樂，形成風氣，有些人甚至靠鬬雞的本領而獲得高官厚祿。作者寫這首詩時正在長安，根據自己的見聞，刻畫了宦官的顯赫和鬬雞徒的驕橫形象，從而對唐玄宗的腐朽政治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譴責。全詩前八句四句一組，分述「中貴人」與「鬬雞者」之囂張氣焰。
承四句「路逢鬬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寫鬬雞者。首先直接點出鬬雞者的身份，用「路逢」與上節自然銜接，過渡得天衣無縫，毫不給人以突兀之感。接下來三句一句緊似一句，一步更進一步地描述其勢焰薄天的神態。「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這種不可一世的驕橫神態，任何人見之都會恐懼。所以「行人皆怵惕」。從側面繼續刻畫這幫得勢小人的醜陋嘴臉。寫「中貴」者，由環境至人物，處處烘托；寫「鬬雞者」，從人物至神情，層層渲染。以傳神之筆墨，敘寫小人得意之氣勢，輕薄誇張之情狀，歷歷在目。
詩人對於鬬雞者的描述是用正面描寫和側面烘托相結合的方式，先是通過「冠蓋」的「輝赫」側面烘托出鬬雞者的靡侈，通過誇張的修辭手法，正面描述鬬雞者囂張跋扈的嘴臉，似乎鼻息都能沖散雲彩，讓行人驚怕不已，這是怎樣的囂張氣焰，其實也展現出了這些人不顧百姓的死活，任意妄為的模樣。
但李白寫來卻舉重若輕，他先用了一個誇張的手法，把筆墨放開去。「鼻息干虹蜺」，虹蜺即虹霓，鼻息吹動了天上的雲霞，活現出鬬雞人不可一世的驕橫神態。繼而，詩人又把筆收回來寫實：「行人皆怵惕」，行人沒有一個不惶恐的，進一步用行人的心理把雞童的勢焰襯托得淋漓盡致。真是傳神寫照，健筆縱橫。
最後兩句「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主要寫詩人的感慨。「洗耳翁」指許由。據西晉皇甫謐《高士傳》記載：「「堯又召（許由）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牛上游飲之。』」說明在上古時期堯曾想禪讓天下給許由，許由不接受，認為這些話污了他的耳朵，趕緊去水邊洗耳。世上沒有了像許由那樣不慕榮利的人，誰還能分得清聖賢（堯）還是盜賊（跖）呢？詩人鄙夷地把宦官、雞童等佞幸小人看成是殘害人民的強盜，同時也暗刺當時最高統治者的不辨「堯與跖」。
這首詩通過對中貴和鬬雞人的描繪，深刻諷刺了佞幸小人得勢後的囂張氣焰，對當時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憤慨。詩的前八句敘事，後兩句議論。敘事具體、形象飽含諷刺，最後的議論便成為憤慨的自然噴發，一氣貫注，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由諷刺佞幸小人，擴大為放眼更廣闊的視野，對天寶後期朝廷上下沉溺於鬬雞遊戲，以及鬬雞人由此獲得寵幸過著驕奢淫逸生活，以及由此帶來的統治階層腐朽和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所作的揭露和批判，確實異常真實的。
唐人鄭處誨的《明皇雜錄》云：「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鬬雞而亡其國」。批判唐明皇驕奢淫樂，喜愛鬬雞之類遊樂而導致政治混亂而亡國。晚明學者張岱在《陶庵夢憶》中也證實了這段記錄，稱「一日余閱稗史，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鬬雞而亡其國。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這首《古風》二十四寫作時間，李白正在長安作翰林供奉，此情此景應當是其目睹，是唐玄宗後期糜爛生活和昏聵朝政的現實批判。李白也不只在這一首詩中對天寶年間朝廷和權貴者沉溺的鬬雞遊戲、尤其是背後的政治亂象作出批判。元代蕭士贇為這首詩作注：「此篇諷刺之詩，蓋為賈昌輩而作，末句謂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為跖行，而太白之為賢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嘆矣。」徐禎卿也這麼說：「此篇譏時貴也」，也是在譏諷當時的權貴們，正是李白寄寓在長安時，對於這些群小人的豪奢，有感而作。期待我們下次的相會。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